來源標題：以鐵的見證夯實正確的歷史認知

“她們從麻醉中醒過來，大聲呼喊著放過我的孩子”“時間很快，被解剖的人已經看不出人形”……隨著清水英男到731部隊舊址指認謝罪，更多相關歷史細節進入公眾視野。在紀錄片中，同為侵華日軍731部隊原隊員的大川福松、胡桃則正邦等人，回憶了當年殘害中國人的經歷，手段之殘忍、場景之血腥令人駭然。

僅僅是文字，上述內容就已令人發指，而這些只是731部隊滔天罪行的冰山一角。作為日本實施細菌戰的核心機構，731部隊為了盡快得到“研究數據”和“直觀結果”，從1936年起進行了凍傷實驗、毒氣實驗、滅壓實驗、活體解剖等。在那些冷血惡魔眼里，只要進入731部隊監牢，活生生的人就變成了一個個還有生命體征的“馬路大”。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在其紀實作品《惡魔的飽食》中稱，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相并列的罪行。”也恰恰是做賊心虛，1945年日本潰敗后，731部隊以一把大火燒毀諸多罪證。

多少年過去，當年的罪孽令清水英男們良心難安，但日本政府一直對侵略歷史百般抵賴，對731部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以及強征勞工等一系列問題更沒有反省道歉。即便是日本一些有良知的學者、民眾和團體自發地調查取證，也會遭到重重阻撓。此前，《朝日新聞》一項調查顯示，日本全國85個與二戰有關的展覽館中，對日本侵略歷史進行長期展示的僅占三成，其中展示731部隊歷史的展館數為零。正因此類愚弄國民的做法，每有確鑿證據公之于眾，各種洗地之聲便不絕于耳，更有甚者口口聲聲狡辯稱“戰敗者被污名”“作證成員被洗腦”。以更大視野來看，某些西方國家出于政治原因也在刻意回避、模糊是非，這導致國際社會上對這段歷史的漠視與遺忘普遍存在，且不乏對中國抗戰的種種誤解。

“論從史出”。不論是捍衛真相，還是鑒往知來，掌握史料是前提，細致研究是關鍵。事實上，自1982年哈爾濱市平房區文物管理所成立，當地對731遺址群的保護逐漸走上正軌，國內對于日本731部隊的調查研究逐漸多了起來。特別是近些年，很多細節的碎片形成了罪證鏈條的閉環。比如，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發現的《將校名簿現役將官》詳細記錄了二戰末期日軍軍醫將校的總體情況與任職經歷;近期公布的《身上申告書》檔案中記載了日本部隊140人的基本信息，與口述史料、文物遺跡相互印證了162支部配合731部隊進行鼠疫實驗……

隨著時間推移，擁有戰時經歷的一輩正相繼離去，有關記憶也愈發模糊。從這個角度說，挖掘和保存史料是一個關乎民族記憶的國家工程、歷史正義的人類工程，也是一場與時間的競賽。我們必須進一步打撈史料，既要有宏大的敘事、定性的評價，也要在微觀層面拿出更多鐵的證據，通過具象的見證、立體的還原夯實正確認知。同時，更要拓寬渠道、放大音量，讓歷史真相抵達更多人。

在形如“黑盒”的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中，有近10萬件館藏罪證文物及史料。從冰冷的手術器械到斑駁的囚服，都靜靜訴說著受害者的苦難與抗爭。認真審視每一件史料、傳播每一處細節，是為了尊重那段沉痛的民族歷史，更是為了捍衛持久的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