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由《財經》雜志、財經網、《財經》智庫、財通匯聯合主辦的“《財經》年會2023：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會上表示，當前我國經濟有不少亮點，但取得的成績是過去的，將來經濟會怎么樣，并不能做簡單的推理，未來不在過去的延長線上。理性告訴我們，未來是不確定的，所以對未來的困難和風險要充分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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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當前，有一種看法“只要質量高”。劉尚希表示，這種變化是比較糊涂的一種認識，這些人把速度和質量對等起來了。高質量的發展最終都會體現在附加值上，質量越高，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看，都會體現出附加值高。如果高質量沒有高附加值，這個高質量就是假的、空的。落到經濟學上來分析高質量，無論是從企業產品的質量、技術研發，還是從老百姓(603883)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醫療等等高質量，都會體現在高附加值上。

劉尚希指出，經濟增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基礎，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體現。這一點，應該要在認識上進行調整、要深化。中國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是通過經濟增速體現出來的，如果沒有經濟增速，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就難以發揮，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定要搞清楚。

劉尚希還提出，要認識到宏觀政策刺激效應的宏觀遞減。減稅降費、公共投資都是典型的宏觀政策，宏觀政策的效果體現在一個乘數效應上。在消費低迷的情況下，減稅降費、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就會大大下降。

中央經濟工作會強調要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這是與消費場景相關的，農民的消費場景在農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到了城市，消費場景發生了變化，不用刺激，它的消費也會提高，所以人口的流動與這個是直接相關的。

減稅降費取決于市場主體是不是有營收、是不是有利潤，所以，減稅降費有一個盈虧臨界的效應，越偏離盈虧臨界點效率越低，就像一個圓一樣，在圓形中間臨界點效果比較明顯，越是遠離圓心效果越來越差。所以針對減稅降費，要看到它的盈虧臨界的效應。

劉尚希還指出，以縣市為單位尋找投資項目越來越難。地方專項債主要以市縣為單位找投資項目，以市縣為單位的區劃是有限的，如果以縣市為單位做投資，顯然路徑越來越偏，可能導致專項債投資的效果邊際遞減。邊際遞減意味著，要取得同樣的效果必須發更大的力，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面向中小企業的貨幣政策，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應對我們這些年的宏觀政策好好梳理，避免路徑依賴。

從這一點來看，除了宏觀政策以外，更多的考慮是改革。增強經濟復蘇動能需要改革再出發，重振市場信心，實質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快速發展，這個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了這一點。

怎么改革呢？要梳理這些年出臺的各項政策，能轉變為制度安排的，應當盡量明確轉變為制度安全，不要再把它作為階段性的、應急性的政策考慮，而是轉化成長期的制度，有利于社會預期。

要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化市場配置。過去，我們有計劃經濟之上的計劃社會，但到現在來看，沒有一個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城鄉二元結構、事業單位、社會身份的體制等等，都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的計劃社會體制。社會的這種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叫社會化改革，不能叫市場化。這里面包括農民市民化的問題怎么加速，三六九等的身份怎么盡快破除，實現同等待遇。還有體制內體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實際都是過去延續下來的。科教文衛體都是事業單位體制，大量的知識密集型人才，怎么把他們的積極性釋放出來都需要考慮。

對于央地關系的改革，劉尚希覺得應當考慮新的因素，就是事權與能力相匹配。“現在在地方出現了嚴重的小馬拉大車的問題，權力不斷下移，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小馬吃的再多也拉不動大車，這種情況下，我們誤以為小馬沒吃飽。所以我覺得央地關系的處理，要從事權與能力相匹配的原則來考慮，這也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事權和責任應該適當上移，而不是一味的下移權力。”

原來我們的改革是從收入側考慮，現在有必要從支出側考慮，世界上沒有中央政府本級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只占10%，從國家制度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很大的風險，央地關系的改革非常緊迫，也涉及到怎么樣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創造性，要適應新發展階段，推動新發展格局的構成，離不開地方政府，中地關系的改革事關全局。

以下為部分發言實錄：

聽了李揚院長的演講，很受啟發，我做一個簡單的發言，題目是“刺激經濟復蘇需要改革發力”。我講三個觀點：

第一，要充分估計明年的經濟困難和經濟風險。當前我國經濟有不少亮點，但取得的成績是過去的，將來經濟會怎么樣，并不能做簡單的推理，未來不在過去的延長線上。理性告訴我們，未來是不確定的，所以對未來的困難和風險要充分估計。

當前，有一種看法“只要質量高”，這種變化是比較糊涂的一種認識，這些人把速度和質量對等起來了。高質量的發展最終都會體現在附加值上，質量越高，無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看，都會體現出附加值高。如果高質量沒有高附加值，這個高質量就是假的、空的。落到經濟學上來分析高質量，無論是從企業產品的質量、技術研發，還是從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以及教育、醫療等等高質量，都會體現在高附加值上。

經濟增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基礎，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體現。這一點，應該要在認識上進行調整、要深化。中國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是通過經濟增速體現出來的，如果沒有經濟增速，超大市場規模的優勢就難以發揮，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一定要搞清楚。

現在看當前經濟形勢，從實際指標來看，比信心指數要好，尤其是一些高技術行業，指標都相當不錯，比如汽車翻倍增長。但信心指數并沒有那么亮眼，信心指數反映的是對未來的看法，說明我們對未來的看法還是信心不足。

這涉及到中央經濟工作會特別強調的“怎么提振市場信心”。市場信心具有不對稱性，所謂不對稱性，就是市場信心下降很容易，但市場信心上升難。所以，市場信心是一個復合函數，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而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是越來越大。所以僅僅從經濟因素上考慮提振市場的信心，很顯然是不大全面的。

第二，認識到宏觀政策刺激效應的宏觀遞減。減稅降費、公共投資都是典型的宏觀政策，宏觀政策的效果體現在一個乘數效應上。當前消費低迷，預防性的儲蓄在上升，在這種消費低迷的情況下，減稅降費、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就會大大下降。

中央經濟工作會強調要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我認為恐怕要與消費場景相關，農民的消費場景在農村，再怎么刺激也是有限的。到了城市，消費場景發生了變化，不用刺激，它的消費也會提高，所以人口的流動與這個是直接相關的。

減稅降費取決于市場主體是不是有營收、是不是有利潤，所以，減稅降費有一個盈虧臨界的效應，越偏離盈虧臨界點效率越低，就像一個圓一樣，在圓形中間臨界點效果比較明顯，越是遠離圓心效果越來越差，像有的市場主體嚴重虧損，減稅降費對它來說無感，有些已經退出市場，更沒有作用。所以針對減稅降費，要看到它的盈虧臨界的效應。

第三，以縣市為單位尋找投資項目越來越難。地方專項債主要以市縣為單位找投資項目，以市縣為單位的區劃是有限的，而不是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考慮，所以說城市化、都市圈、城市群，很顯然是超出了縣域和市域的，如果以縣市為單位做投資，顯然路徑越來越偏，可能導致專項債投資的效果邊際遞減。邊際遞減意味著，要取得同樣的效果必須發更大的力，要有更大的刺激力度。面向中小企業的貨幣政策，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對我們這些年的宏觀政策好好梳理，避免路徑依賴。

從這一點來看，除了宏觀政策以外，更多的考慮是改革，增強經濟復蘇動能需要改革再出發，重振市場信心，實質性的改革是最有效的，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快速發展，這個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了這一點。

怎么改革呢？要梳理這些年出臺的各項政策，能轉變為制度安排的，應當盡量明確轉變為制度安全，不要再把它作為階段性的、應急性的政策考慮，而是轉化成長期的制度，有利于社會預期，因為階段性的政策，大家會想到期以后怎么辦。

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化，尤其是要素化市場配置，中央有文件，但沒有真正落地，我覺得需要梳理一下，要真正推進，而不是發個文件就完了。社會化改革是從社會層面講的，我們國家市場化改革對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有了一個大的突破。

過去，我們有計劃經濟之上的計劃社會，這到現在來看沒有一個根本性的突破，比如城鄉二元結構、事業單位、社會身份的體制等等，都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形成的計劃社會體制。社會的這種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叫社會化改革，不能叫市場化，這里面包括農民市民化的問題怎么加速，三六九等的身份怎么盡快破除，實現同等待遇。還有體制內體制外不能同工同酬的做法，實際都是過去延續下來的，怎么改？科教文衛體都是事業單位體制，大量的知識密集型人才，怎么把他們的積極性釋放出來，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央地關系的改革，我覺得應當考慮新的因素，就是事權與能力相匹配，現在在地方出現了嚴重的小馬拉大車的問題，權力不斷下移，但越往下能力越有限，小馬吃的再多也拉不動大車，這種情況下，我們誤以為小馬沒吃飽。所以，我覺得央地關系的處理，要從事權與能力相匹配的原則來考慮，這也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事權和責任應該適當上移，而不是一味的下移權力。

原來我們的改革是從收入側考慮，現在有必要從支出側考慮，世界上沒有中央政府本級支出占比如此之低的，只占10%，從國家制度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很大的風險，央地關系的改革非常緊迫，也涉及到怎么樣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創造性，要適應新發展階段，推動新發展格局的構成，離不開地方政府，中地關系的改革事關全局。

我就說這么多，說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