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舉辦了“創新友好型稅收制度”研討會暨智庫成果發布會，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創新是關聯性的，因而是整體性的，稅收制度改革應整體設定路徑，并確定稅收制度改革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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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尚希表示，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必須從整體出發。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創新是相互關聯的，甚至互為因果。沒有政府的創新，市場、社會的創新往往被抑制；沒有社會的創新，如文化進步、理論新潮等，政府、市場的創新也沒有土壤，長期看必將枯萎；沒有市場的創新，經濟發展就會停滯，則政府、社會的創新就會缺乏物質基礎的支撐，也無法實現。

劉尚希認為，稅收制度從整體上激勵創新應具備四個基本條件，分配激勵、市場激勵、行為激勵以及社會激勵等。

首先，分配激勵，保持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宏觀稅負水平反映出國民收入宏觀分配狀況，關系到企業、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社會對稅收制度的評價。

何為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尚存爭議，必須整體考慮。首先，宏觀稅負的高與低，是一個統計學問題，可觀測、可計量，影響創新的條件，即“能不能”創新；其次，宏觀稅負的輕與重，是一個社會學問題，難以直接觀測，影響創新的動機，即“值不值”創新，這與納稅人身份設定有關：是“經濟人”還是“社會人”；最后，還有宏觀稅負的穩與變，即考慮時間因素，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還應當是穩定的，可預期的。這樣，企業、創業者、投資者都能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稅收環境，有利于穩定創新行為。

第二，市場激勵，構建促進公平競爭的稅收制度。首先，從稅收收入制度看，要緊隨產業組織形態的變化完善稅收制度。比如，電子商務、數字金融、共享經濟等模式不斷涌現，對這些新業態不征稅并不會激勵創新，而保護創新的舉措恰恰是要通過征稅營造公平和中性的稅收環境；其次，從稅收征管制度整體看，要以有效征管和良好納稅服務形成公平規范的稅收環境；最后，從稅收收入制度和稅收征管制度改革整體考慮兩者的適應性程度。稅收收入制度的復雜程度決定了稅收征管的難度，而稅收征管能力反過來限定了稅種及其模式的選擇。因而應統籌實現稅收收入制度和稅收征管制度的相互適應、相互協調。

第三，行為激勵，基于創新行為的稅收制度改革。

當前稅收激勵的著力點主要在于以下六個方面：第一，企業自主研發的稅收激勵；第二，強化產學研合作的稅收激勵；第三，支持新興產業發展的稅收激勵；第四，支持創業和中小企業創新的稅收激勵；第五，促進專利和技術轉移的稅收激勵；第六，增加研發人員的稅收激勵。

但是，基于企業或個人創新行為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上述做法存在眾多不盡現實的隱含假定，基于理想化假設的政策設計，往往會造成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效。

因此，有必要深入把握各類創新行為的特征、條件、行為策略、風險差異等，從行為主義出發，基于創新行為來進行稅收制度設計。

第四，社會激勵，設計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稅收制度。創新驅動發展需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即把人的素質和能力提升置于基礎性地位，企業、家庭（個人）和社會是人力資本積累主體，稅收制度要有利于全社會各類主體積累人力資本，包括完善促進企業積累人力資本的稅收激勵，如減少企業研發人力成本，針對員工培訓給予稅式補貼；完善促進個人積累人力資本的稅收激勵；完善促進社會積累人力資本的稅收激勵，例如針對社會大眾的教育、醫療機構給予稅式補貼。

劉尚希認為，以上四個維度是稅收制度從整體上激勵創新的四個基本條件，缺一都可能產生抑制創新的公共風險，當前，創新稅收激勵多基于政策性優惠，臨時性、被動性、特惠性的稅收激勵政策多，而法定性、開放性、普惠性和主動性的制度激勵少，其效果有限。

劉尚希建議，稅制改革要有新理念，少搞短期性、補丁式的優惠政策，以稅收法定和創新宏觀環境優化為出發點，以稅收收入制度和稅收征管制度的相互適應和協調為著眼點，將創新理念真正融入到現代稅收制度建設中去。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潘亦純

編輯 徐超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