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七普”)數據近日公布，這是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的一次重大國情國力調查，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次普查查清了我國人口結構和分布的最新變化，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人口這一最大國情提供了最基礎的信息。

中國人口變化趨勢帶來的利弊禍福、孰輕孰重該如何辨析、如何權衡?如何從“七普”數據中看到產業和區域就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從而為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勞動力供給對我國出口行業的影響有多大?如何深刻認識這些變化對我國服務業和吸引外資帶來的機遇?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與業內專家進行了探討，以期能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近年來，零門檻落戶、購房租房補貼、人才安置房……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各省各地發布的措施越來越有分量。一句話，為了“搶人”，政策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因為各省市都清楚，城市之間的競爭最終落腳在人才的博弈上，而這同樣也是產業發展的保障。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簡稱“七普”)數據出爐后，中國現階段的人口性別比、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等數值清晰呈現，新的變化與趨勢將在制造業用人、勞動密集型產業紅利、外貿區域布局等方面帶來的影響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充裕時代早已結束

“七普”調查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人口總數為141178萬。其中根據年齡劃分，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約有8.9億人，占到總人口的63%。從總量上看，我國可用勞動力的數量不少，但仔細對照會發現，“七普”15-59歲人口數量所占比重，已經從2010年的70.14%直降到63%。這意味著近10年可用勞動力數量少了4500多萬。

即便將數值范圍擴大到15~64歲，該年齡段人口比重和規模的峰值水平也分別在2010年(占74.5%)和2013年達100582萬人之后下降。

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減少的自然后果是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并導致勞動力市場供給短缺問題日益凸顯。外貿企業每年春節過后的招工難問題早已是老生常談。今年春節后，東莞一些紡織加工企業開出了300~400元的日工資，卻仍舊只能面對等待工人來挑選工廠的被動處境。對于許多外貿工廠老板來說，不愁招不到人年代早已一去不返。

“中國外貿目前35%屬于加工貿易，三來一補涵蓋紡織、電子信息、機械等產業，這些行業對勞動力要求比較高，受勞動力供給波動的影響也最大。”商務部研究院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張建平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些年來，無論對于一般貿易還是加工貿易而言，都普遍存在“技術工人數量嚴重缺乏、熟練工人不足”的問題。

分析其中原因，張建平認為，這與我國教育結構與資源失衡有很大關系，普通高等教育人才過剩，技術工人供不應求。但與此同時，中高端人才的缺乏已成為第三種短缺，應給予同樣重視，“包括職業管理類和技術研發類等，都不能滿足中國企業現階段提升競爭力的現實要求”。

拐點之后如何應對

與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相比，近十年來中國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0.53%，下降0.0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盡管我國人口總數仍在增長，但增長速度不斷下降。

此外，出生人口也在不斷下降：2020年出生人口規模為1200萬，2019年出生人口1467萬人，2018年出生人口1527萬人，2017年出生人口1728萬人……

隨著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縮減，勞動力資源豐富時代已經過去，特別是農村新增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讓城鄉勞動力市場經歷“劉易斯拐點”。而“人口紅利”不再，對中國外貿尤其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對于如何化解并進一步彌補勞動力人口數量下降帶來的不利影響，并持續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張建平認為，著眼于我國目前人口結構與人口素質的變化，繼續建設貿易強國，必須深入推進自主品牌與自主創新工作，向自主知識產權方向發展，朝著提供附加值更高的產品與服務方向邁進。

“鼓勵發展一般貿易并在這個過程中鼓勵企業加大研發與創新力度，同時著力培養一批中國的世界知名跨國公司與品牌，讓我們的外貿從品牌管理、研發設計、市場營銷這些全球價值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中獲得受益，這些都需要相應的人才。”張建平說。

專家表示，事實上，我國從1997年開始就提出“走出去”與“引進來”并重，這其中就與對人口紅利不再，企業用地、融資、稅費負擔、研發成本攀升等因素的綜合考量有關。

優化布局得失互倚

“七普”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3.76億人，比2010年增長了將近70%。從流向看，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集聚、從內陸地區向東部沿海集聚的總體趨勢沒有變。從區域格局看，東部地區人口數量為5.64億人，占39.93%;中部地區3.65億人，占25.83%;西部地區3.83億人，占27.12%;東北地區0.99億人，占6.98%。

數據反應出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依然是我國人口流入最集中的地區。盡管人口流動活躍，人口集聚效應凸顯利好外貿資源豐富地區的勞動力供給，但這是否也一定程度上阻礙或影響了我國外貿區域布局的進一步優化?

對此，張建平表示，的確利弊因素都存在。有利的方面在于人口流動使得集聚力增強，勞動者有機會選擇營商環境、待遇更好的地方工作生活，有利于用市場機制去更好地實現資源配置，讓發展效率進一步提升;而不利的地方則體現在，目前來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對勞動力人才的吸引力仍然繼續提升，但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北方省份在人才吸引方面則面臨著更大挑戰，這對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不利的。

“所以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特別強調改善營商環境、減政放權、重塑政企關系，我們也呼吁通過擴大開放來提升中西部、北方地區的市場化與國際化發展水平。”張建平建議，在這個進程中，希望對人才吸引力相對較弱的地區通過著力改善營商環境，加快企業的集聚與發展，為居民提供更好的待遇與機會，使更多的人才愿意留在故鄉與本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