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館40年，副館長杜鵑恰好趕上它的高速發展期。學歷史專業出身的她，2007年自吉林大學博士畢業后毛遂自薦到深博工作。從2007年到2021年，杜鵑見證了深博的跨越式發展。

“深博所有崗位落腳點都是責任”

2006年年底，博士畢業答辯結束第二天，杜鵑就飛到深圳找工作。“那是一次偶然的際遇。我走在深南大道上，走著走著忽然就看到了深圳博物館。我是學歷史的，當即決定到這個單位試一試。”杜鵑說，“那個場景我至今難忘——我獨自走進深博(老館)行政樓，在4樓走廊，迎面走來一位先生，他問我是誰，來這里干什么?我說，我想找館長，我是來找工作的。沒想到，這位先生正是時任館長楊耀林，他說，我就是館長，來吧，我們聊一聊。”就這樣，2007年杜鵑來到深博，成為了一名深博人。

杜鵑感嘆，是時代、是深圳給了她機遇。“個人的經歷反射的是城市和社會的發展。深圳的確是不設條件的，這個城市的包容給全國各地的人才提供了平臺和機會。我很幸運，個人命運與城市發展契合在了一起。”

深博14年，杜鵑對博物館工作的理解也在慢慢變化。“我挺有感觸的。剛進館時只覺得要把工作做好，是文秘就把文秘工作做好，搞展覽就把展覽做好。但現在我覺得責任更加重大了，因為我更清晰地了解和認知到，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和工作，在某一個區域和范疇里是有一定作用的。舉個例子，比如做展覽，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展覽?一定是要做具有一定的社會審美導向的展覽。那么，選擇什么主題?以什么方式呈現?切入的視角是什么?對展覽這個行業會有怎樣的影響?再比如，博物館如何運營管理?如何把場館布置得賞心悅目?小到清潔衛生，大到展覽陳列，都是為了讓觀眾在博物館里獲得更好的體驗。無論什么崗位最后落腳點都是責任。”

“要給觀眾看書本上沒有的東西”

展覽怎么做?在杜鵑看來簡單地擺放、陳列不是展覽。“我分管自然部。近年來，我們聯合各保護區、研究機構等舉行了不少科普展覽。在做自然科普展時，我們希望將學科闡釋的視角融入其中。如果僅僅是講知識，一本科普書籍就可以解決，觀眾為什么一定要來看展覽呢?大家來看，一定是要看書本上沒有的東西。實際上，人類認識自然環境是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的，這也就是學科建立的過程。”

深博成立了自然部，負責籌備深圳自然博物館的建設。“我們的自然展覽包括生物多樣、科技發展史、演化史，還會有學科史。要講述科學家的故事，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領軍人物。我們希望觀眾尤其是學生觀眾感興趣。展覽是社會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做展覽，就是希望培養未來的從業人員，這其中就包括科學家，這是我們的使命。”

在杜鵑看開，很多學生對學科的概念不甚清晰。曾經從事教師工作的她觀察到，很多孩子在高考填報志愿時并不了解他所選的專業、學科究竟學什么，未來將從事哪些工作，對社會有什么作用，“我們有位學地質的女同事，我曾經問她，學地質有什么用?她告訴我，兩彈一星工程就與地質大有關系。因為需要鈾礦，要搞兩彈一星必須先進行地質普查。她這樣一講我就明白了。這些東西學校沒講，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就應該講清楚。”

“我們博物館人其實挺簡單的”

在深博工作加班是常態。“假，我們是休不完的，填了也沒時間休。正好趕上了這個時代，國家重視民族文化，弘揚傳統，深博從最初的一個館到現在多個場館，那么多的展覽，工作辛苦是一定的。但我們博物館人大部分人都是學考古、學歷史，搞專業的，干的是自己喜歡的事。另外，觀眾給我們的反饋也讓我們感覺特別有成就感。”

杜鵑說，“每當我在展廳里，看到觀眾沉浸其中，看到媽媽帶著孩子一起看展覽，那種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我們做的事被認可了，有價值，有意義，我們就特別滿足。真的，我們博物館人其實挺單純、挺簡單的。如今博物館的社會教育功能越來越凸顯，這些年我們眼見著觀眾素質一步步提升，早期一些不雅行為，比如大聲說話、吃東西、跑跳等，已不見蹤跡，現在觀眾進博物館都知道這是文化的殿堂，是一個需要我們去尊重的地方。”杜鵑說： “幾代深博人積淀的嚴謹、團結、友愛、奮進的深博精神，是我從老一輩深博人身上看到、學到的，也將傳承給新一代。”(記者 劉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