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陳龍為完成博士論文，2018年加入北京中關村的一家外賣騎手團隊，花了5個半月時間進行田野調查，每天送外賣，體驗騎手的勞動過程。最近，關于這次調查的一篇文章《北大博士為做研究送半年外賣：騎手內卷，平臺不斷試探人的極限》(下稱《北大博士》)，讓外賣騎手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北大博士》文中所說問題，重點在兩個關鍵詞：一是科技進步，二是內卷。

科技進步與人類幸福之間關系，是相當古老的命題。但陳龍博士文中所說，“你會發現技術的進步好像并沒有讓人生活得更好”，實際更多體現于科技進步對于行業勞動者的影響，比如汽車的出現對于馬車夫的影響，共享出行平臺的出現對出租車司機的影響。

《技術陷阱——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創新下的資本、勞動力與權力》一書中，作者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把技術進步分為兩種，一種是賦能技術，一種是替代技術。相對來說，替代型技術進步更容易招致原從業者的反對。

歷史上，很多國家出現過從業者抵制技術進步，特別多發于在早期的紡織業、印刷業。可以說，技術進步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

選擇自然會造成后果。經濟史學家莫基爾曾經判斷，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的優勢，并非無人抵制技術變遷，而在于政府始終強有力地站在創新的那一方。法國抵制進步的成功程度似乎勝過英國，這個差異或許給英國率先出現工業革命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種解釋。

由此可以有兩個維度的結論：一方面，技術進步不能忽視人的生活境遇，其中發揮作用的內在邏輯至今未變;另一方面，現代社會中，對技術的抵制已經幾乎不具有從前簡單粗暴并造成經濟社會發展受阻長遠后果的可能。社會用更為豐富和溫和的方式調和其中內在矛盾，而不是將矛盾升級，導致出現一粒火花就會造成失控的糟糕局面。

當然，外賣騎手的情況，不屬于典型的技術進步導致替代勞動者的情況。而籠統地將技術進步與勞動者的境遇對立起來，似乎也不是一個好的觀察角度。事實上，總是能找出更多的例證證明技術進步讓人生活得更好，或者減少了痛苦與麻煩。

更有可能接近真實情況的，是“內卷”的解讀角度。

外賣騎手的境況，在很多方面都符合一般人理解的“內卷”定義。不過，也要注意到，在外賣騎手的案例中，不僅有“內卷”的成分，也有合理的市場競爭成分。拋離外部環境因素，把這個案例當成封閉系統看待，就很難得出客觀可信的結論。比如說，評估外賣騎手的工作壓力合理性，就不能不考慮到流水線工人的收入水平及工作強度。

從去年那篇影響很大的《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到不久前北京勞動關系處的副處長去體驗送外賣，外賣騎手的工作環境受到了越來越多關注。不過，雖然只有一年時間，社會輿論環境已經悄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不久前騰訊公關總監張軍發了一篇微博引發巨大爭議，就是一個例子。

觀察者的角度與方法也在變化。如果說《困在系統里的外賣騎手》還是一個立場偏鮮明的中性新聞報道，那么陳龍博士對他調查核心命題的概括：“資本如何控制勞動者，而勞動者又是如何反抗的?”就不僅定義了調查對象的屬性，也定義了調查本身的價值判斷與方法論。當他引用馬克思的那一段論述來為調查結論進行佐證時，結論已經不再有開放性討論空間的可能，也很難再去評估其他外部因素對形成當前困局的影響。

社會學研究在最初就確定了價值判斷，一個可能的后果是分析討論中容易有意選擇對結論有利的證據或視角。比如為了反駁平臺報告中“疫情期間騎手的數量不降反升”的問題，立論“行業到底好不好，你要看它的流動率高不高。如果流動率很高，說明它留不住人，那說明它本身還是有問題的”。然而，無論是餐飲還是其他一些服務業，都具有較高的流動率，但行業未必不健康，這個立論很難站得住腳。

并非為平臺洗白，更不是認為可以無視外賣騎手的不利條件，但只有客觀而不帶偏見的分析，才有助于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路徑。內卷造成的問題，是無法在內卷的系統內部解決的，必須依靠外部的介入。具體而言，如果一個企業內部出現內卷，導致員工的工作強度過大，就不可能也不應該試圖通過所謂“資本”或“資本代言人”即老板的認識提高、道德提升來解決。換言之，平臺出現內卷，也不應該被視為資本和老板“不道德”的原罪，在有些情況下，既然內卷會導致創新動能萎縮，老板其實也是內卷的受害者。

對比歷史上對部分導致勞動者被替代的技術進步的抵制，以及對內卷進行改善的實踐，可以發現，關鍵在于建立起有效的協商平臺機制，并且提供豐富的財富、福利轉移、救濟機制。前者讓意見與利益訴求得以公開表達，核心在協商參與方的主體性、組織化，后者讓弱勢或受損群體的境遇不至于過分惡化，核心在于社會的保障功能。比如說，當外賣騎手的社會保障達到一定標準線之上，他在“系統”中的選擇就會增加，而不一定為了多一個派單而付出過大的成本。

顯然，如果意識到外賣騎手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個“當下中國問題”，并且問題的源頭不僅是文化差異，很容易得出結論，對于這兩者，企業家都很難獨力搭建，并且也不應預設他們有意愿抗拒這些機制的建設。

而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其他社會學研究，都應該盡可能從建設性角度進行分析報道，不以二元化對立框架簡單評斷，尤其應該注意到民間底層情緒的微妙變化，避免人為制造出的悲情涌動成為火星。歷史早就證明，這樣并不能為勞動者帶來真正的境遇改善。在向平臺企業施壓之外，勞動者更需要的，是集體協商、博弈的機制與權利，而這顯然不是靠向平臺企業施壓就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