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街頭有位賣唱老人火了。他叫劉麗光，今年89歲，在成都賣唱已經26年。

5月初，我在萬象城外聽到一陣二胡聲。循聲走到跟前，正是劉麗光。他戴灰色太陽帽，眉毛胡子花白，手持一把舊二胡，眼睛盯著歌本，邊彈邊唱《國際歌》。

吃午餐時，他打開保溫杯，里面是綠豆粥，又拿出兩個甜餡餅和一個松花蛋。他喝粥，堅持讓我吃餅和蛋。

他對我說，還沒有人完整聽過他的人生故事。下面是他的講述——

三江村里有我的“愛人”，她叫云素清。我們青梅竹馬，14歲在家長主持下訂了婚。我在那里教書，可以經常見到她

1933年農歷八月初四，我出生在四川省德陽市中江縣倉山鎮華實村。

華實村的名字好，開花又結果。可惜我的人生有開花，沒結果。

六歲時，我的父親去世。伯父伯母供養我和姐姐上學。先讀私塾，八歲上小學。每次放榜，我都是第一名。

1950年我初中畢業，跟著伯父學了一年中醫。這時，我的初中校長楊貫之推薦我去三江村小學當教師，和一個助教一起教三個班。

三江村有我的“愛人”，她叫云素清。我們青梅竹馬，14歲時在家長主持下訂了婚。我在那里教書，可以經常見到她。

當時工資是發大米，每個月我拿的都是最低標準210斤大米。我不服氣，就申請調去別的學校。

新學校條件更苦，要自己砍竹子編床笆(即床板)。寒假，聽說成都第二師范學校在招生，我連忙趕去。

沒有汽車，我步行了兩天半時間，晚上就住旅店。第三天下午，來到成都，我叫了一輛黃包車，直奔學校報名。

考完試，我在同學家借住，天天煮紅苕吃，吃得很高興。因為生活有了希望——我如愿以償地被錄取了。

師范三年，我的成績進步到甲等。老師問我為什么學習那么努力，我說國家對我們照顧得很好，我必須好好學習

讀師范，我有了國家補助，每個月有兩元五角零用錢，用來生活足夠了。我們不用交一分錢伙食費，冬天還有棉衣發。每個班還有一名生活代表，負責到成都東郊的龍泉驛買豬，買回來改善伙食。

在村小時，我晚上常常餓肚子。現在師范的生活好了，我卻因為常年饑飽不勻，得了十二指腸潰瘍。后來經過蘇聯專家的醫治，才得以康復。

師范三年， 我的成績從乙等進步到甲等。我們那屆100多人，我是全面發展的三個同學之一。全面發展，就是每個學科都能教。

老師問我為什么學習那么努力，我說國家對我們照顧得很好，我必須好好學習，才能報答國家的關懷。

1955年夏天，我分配到成都九眼橋小學。一年后，作為骨干教師，調到東城區第六中心小學，擔任地理老師。因為教學出色，我得了一個綽號，“劉地理”。

作為全科教師，我還教音樂，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大隊輔導員。

還有一件喜事，我和素清結婚了。她沒上過學。訂婚后，她怕跟不上我，開始讀小學。后來又上了中學補習班。

結婚典禮上，我總結我們的婚姻，是“家長包辦和自由戀愛相結合的中間類型”。

學校領導說，青年人要加強學習，如果不學習新知識，腦筋就會老化，學生上你們的課就要打瞌睡

婚后，素清不要我管家務。每個星期天，我都到省圖書館看書。

當時學習氣氛很濃。學校領導說，青年人要加強學習，如果不學習新知識，腦筋就會老化，學生上你們的課就要打瞌睡。

所以我訂了好幾份報紙，每天抓緊學習。

那會兒，我還把患有白內障的母親接到成都，帶她去華西醫院，治好了眼睛。

可惜，安寧時光并沒有太久。1960年，姐姐和母親相繼患病去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的伯父“家庭成分”不好，我也受到了牽連。

當時我已經是預備黨員了，但學校還是取消了我的預備黨員資格，又把我的成都戶口退回了中江縣。

在學校，有人罵我是地主的狗崽子。我爭辯，我的舅舅和母親都是貧下中農!在拉扯中，我的一根手指撞到桌子，立刻彎折了。后來再也伸不直了。

雖然是滿懷怨憤地離開成都，但我告誡自己，要堅強，不能做無謂的犧牲。要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樣比鴻毛還輕。我真希望有朝一日，春風能再度歡迎我回到成都。

我拼命勞動，身體越來越好。農民們說，這個地主改造得好

回到老家，村支書說，劉老師，我們推薦你去教書，以后可以轉正。

原來，鄉上辦了農業中學，要我去教畢業班。但沒等到轉正，“文革”來了。

教書泡湯了，我又成了農民。

擔泥巴時，我把上衣脫了，只穿一條短褲，打著光腳板，別人擔五挑，我咬著牙，擔八挑。修水庫打石頭，施工連連長說，你當石匠拿不起大錘，當心別掉到懸崖下，我們賠不起。

但后來，我打的石頭比任何人都多。

我一直想當先進，想盡辦法超過別人。這么拼命勞動，我的身體倒是越來越好。

農民都說，這個地主改造得好。

大人在地里勞動時，我的小女兒小琴來送飯，還唱歌跳舞給我們看。我有三兒一女。被我牽累，他們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的小琴，這么可愛的孩子，七歲時，死于蛔蟲引起的腸梗阻。農村條件差，沒法救。如果我還在成都教書，她就不會死。

我最渴望的是桃李滿天下。沒能實現理想和抱負，是我一輩子的遺憾

女兒去世后，我還在挨整。怎么辦呢?1976年春天，我賣掉房子，全家遷到安徽省霍邱縣孟集鎮花園公社烏江大隊。

素清干農活，大兒子學木匠，二兒子和三兒子讀小學。我晚上睡在山溝里放牛，早上把牛送回去犁田。

那里的豬是放養的。我跟在豬后面撿豬糞，一天能撿四挑。我種的水稻、麥子、玉米、花生、芝麻，因為豬糞用得多，都比別人長得好。

可我還是想教書。1986年，我53歲了。聽說老家的小學需要老師，就帶著家人回到原來的村子。

我向鄰居借了木料和竹子，親戚們幫忙打土墻，新修了三間房。修房子，加上給大兒子娶媳婦，欠下了1000多元債。

我是村里學歷最高的。我在村小當代課老師，每月工資50元。半農半教的日子，一直干到我60歲“退休”為止。

我這輩子最渴望的是桃李滿天下。但我最光榮的時刻，是在成都被叫做“劉地理”的那幾年。

沒能實現理想和抱負，是我一輩子的遺憾。

杜明通老師很支持我，說賣唱一樣可以“啟發世人，有功于社會”

“退休”后，我就去各地打工。

先去了寧夏礦務局，每月可以掙200元。礦井口的一個機器上有13個信號燈，代表不同的指令，我操作信號燈，從來沒出過差錯。

又去了深圳。在工地上干了18個星期的體力活，泥水匠，土工，挖泥巴……每天工錢30元，鍛煉了十八般武藝。

但在深圳舉目無親，人地兩生，我還是回家了。

1996年，我在同村老頭王先富的鼓動下，拿起二胡，和他一起去賣唱。選擇這行，一是年齡大了，不好找工作;二是素清有心肺病，需要錢治病。

二胡，是讀中學時跟著老師學的，我會拉二胡，還會制作二胡。

打一條菜花蛇，用絲茅草吊到樹上，把蛇肚剖開，去掉內臟，曬干后用酒消毒。然后在木頭上繃緊，用松香和膠水黏合做成琴筒，用銼子打磨接口，再買來絲弦當琴弦。

王先富的特長是吹笛子。他只有一只手。年輕時用雷管炸魚，炸沒了一只手。但憑著斷臂，他可以彈奏三個半音，和完好的手臂一樣。

我們在成都第一次表演，是在成都飯店大門外。我扯二胡，王先富吹笛子，掙了十幾元。

第二天，我和王先富說，我們不能在一起，因為我不太能掙錢，好手好腳的，不能沾你殘疾人的光。

我們分開后，他一天多掙了幾倍。

我識譜。在春熙路新華書店，我花120元買了《中國民歌大全》和《世界民歌大全》，準備照著上面的曲目彈奏演唱。

我又拜訪了讀師范時的語文老師杜明通。他是四川大學的老教授，還是書法家。當時杜老已經87歲了，就是我現在這個年齡。

他聽了我的想法后，很支持。還鼓勵我說：賣唱一樣可以“啟發世人，有功于社會”。

我的兒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在工地抬鋼筋，鋼筋比他還重，他肯定扛不住

在成都快一年，我突然接到三兒子劉啟國去世的噩耗。

幾個兒子中，啟國最像我，頭腦聰明、愛看書。我一直想把他培養成個人才，他有出息了，我們家就有轉機了。

上學時他是學習委員，每科成績都是甲等。他把獎狀反貼在墻上，他說爸爸，獎狀只是鼓勵我，只有考上學校才是真正的本事。

可惜家里條件太差，初中畢業他就輟學了。

他學習了電工，到江蘇常州打工。別人管理一臺機器，他管理兩臺，可以掙雙倍工資。

后來他隨老鄉去了廣西柳州市鹿寨縣，在修橋工地當鋼筋工。一天，素清在家接到電報，說劉啟國死了。她一下就昏倒了。我和二兒子趕去鹿寨，啟國的尸體已經火化了。

我不能理解，為什么燒成骨灰才告訴我們?

我的兒子，到底是怎么死的?看到工地的條件，我估計劉啟國在那里太苦了。他在工地抬鋼筋，鋼筋比他還重，他肯定扛不住。但他還是堅持著，沒有回家，也沒有和我們訴苦。他從小懂事，替人著想，大概是這個性格害了他。

去的時候，我借了1400塊路費。老板只把我們的車費給了，沒有一分錢補償。

我為兒子感到痛心。有時候我會胡思亂想，是不是我給他的名字取壞了。啟國，就是開國的意思，太大了，孩子壓不住。

我的民歌本子上有一首老歌《我的孩子，他在何方》，就是我懷念兒子的心境：

“大地灑滿銀光，母親在深情遙望，月亮啊月亮，請你告訴我，我的孩子，他在何方?……大海輕輕歡唱，淚珠兒閃閃發光，風兒啊風兒，請你快快吹，把我的孩子送到我身旁!……”

我每次唱起這首歌，都會想起啟國。

我問她會唱些啥歌，她答不出來。但她說，要和我一起演出，還要一起生活

啟國死后，素清的身體越來越差。一想起兒子，她就心痛。

素清是個好妻子，陪著我過了四十多年艱難貧困的日子，培養了幾個兒女，辛苦一輩子。1999年，她離開了人世，才66歲。

接到她的死訊，就像晴天霹靂，我沒想到她先我而去。回家揭開棺材，我的眼淚就流了下來。

這之后，大兒子去廣東打工，二兒子做了上門女婿。我不想拖累他們，就一個人在成都賣唱。春熙路，中醫學院外面，紅星路口，大慈寺，邛崍，都江堰，這些地方我都去過。

我每天一個人出門，一個人回家，自己做飯洗衣。如果沒有遇到劉光清，我的生活不會有什么變化。

2003年5月，我在總府路上賣唱。一個女人走過來說：“我想和你合作。”

我問她會唱些啥歌，她答不出來。但她說，要和我一起演出，還要一起生活。

我有些感動，但沒答應。第二天，我到她的家里“考察”。

她叫劉光清，和我的名字一字之差。63歲，在街頭賣饃饃為生。丈夫已經去世多年了。

兩人都是光蛋，就在總府路邊上的照相館拍了一張合照。當晚賣唱結束，劉光清幫我收拾行頭，請我到她屋里住。

幾天后，我將自己的被子衣服拿到她家，就算結了婚。

劉光清是個好女人，衣服襪子盡給我買新的，自己身上卻是補了又補

有了劉光清，我的心情開朗了好多。我們在五桂橋租了兩間房，將她雙眼失明的老母親也接到家中，三個人一起生活。

我們商量，每天下午3點一起出門，晚上10點收攤，靠賣唱賺錢替老母親治病，讓她重見光明。

老母親對我印象很好，她說，“你這個人沒得壞心，我把你當成我的兒子，把劉光清當成我的媳婦。”

我們有時也難免吵架，但我會盡量忍讓。劉光清的確是個好女人，她心好，顧家，會疼人，衣服襪子盡給我買新的，自己身上卻是補了又補。我拉琴時，她總是捱在我右邊，拿著一只小耳麥演唱。她喜歡唱川劇，也喜歡流行歌曲。她不識譜，我就教她。

我們賣唱時，圍觀的人都說她聲音不錯，唱得好。在家時，我們把譜子掛在床頭，一起練習唱歌。我再次感受到了久違的家庭溫暖。

但這個新家，來得匆匆，去也匆匆。一年后，劉光清80多歲的母親腦溢血去世了。生前沒醫好她的眼睛，也是我心中的遺憾。

劉光清也遺傳了母親心腦血管的毛病。年底的一個晚上，剛開始賣唱，我發覺她沒什么精神，直喊頭暈，吐得一塌糊涂。后來她說自己頸子動不了，人癱在路邊。好心的過路人幫忙撥打120，又湊了些錢讓我們趕快去醫院。

在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我看著她被推進手術室。手術后，起先狀況很好。可是沒過多久，她還是因為腦溢血突發去世了。

臨死前，她一直看著我，說不出話來。

辦理了她的后事，我把她們母女的骨灰，一起撒在五桂橋底下。我對大兒子說，我死后，也要這樣。

劉光清去世后，我連續四晚睡不著，眼淚一串串地流。

幾天后，我又背著二胡上街。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帶著劉光清生前坐過的小板凳，好像她仍坐在我身旁，聽我唱她最愛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還把唐代大詩人杜牧的《清明》譜成了曲，“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每次唱起這首歌，我就想起那些已經離開的親人。

我最受歡迎的歌，有歌唱愛情的，還有贊美英雄的。小朋友喜歡聽兒童歌曲，我為他們唱《讓我們蕩起雙槳》

剛到成都時，我在報上看到四川音樂學院舒昭教授出了一本《自學二胡》，就去找他請教。他比我小三歲，自創了一種疊指持弓法。我們一直保持聯系，他出版新書，還會托人送來。

有個“歌迷”，我印象很深。1997年，我在春熙路表演，一個三十多歲的潮州老板請我去五星級酒店吃飯，還給了我1400元，讓我買一把好二胡。那把二胡我一直用到現在。

歲數大了，我的聲音沒以前好聽了。以前我最受歡迎的歌，有歌唱愛情的，我就按照《鄧麗君優秀歌曲一百首》的曲目來演唱，還有贊美英雄的。小朋友喜歡聽兒童歌曲，我給他們唱《讓我們蕩起雙槳》。

我每天必唱的歌曲是《國際歌》。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歌。

和同行之間，我基本都算和平相處。也有秀才遇到兵的時候。

那會兒，王先富的孫女玉梅也在春熙路表演。我表演時，她過來半開玩笑地搗亂。我就告訴她，這種做法不能在圈子里長久地混下去。后來她去全國各地表演，掙錢在成都買了一套房子。

有一天，攤位附近來了另一個賣唱的。有人告訴我，那人靠賣唱賺錢去治病。于是，我很早就收攤了，希望那個可憐的人可以多掙到一些錢。

附近執勤的交警會給我買吃的，在商場上班的年輕人也照顧我，給我買這買那

送走劉光清母女，我又獨自過了十幾年。

前年，我認識了現在的愛人徐蓉。我賣唱時的收款碼就是她的。她比我小三十歲，今年五十九。

徐蓉口緊，不給我擺以前的事。不過，在生活上對我很照顧。每天一回家，我都能吃上熱飯。我的牙齒掉光了，只能吃稀飯和面條。

她幾次想去上班，打掃衛生之類，我不讓。工作要摸冷水，也不得好好休息。回來要是晚了，怕路上遇到流氓。我說，你到哪里去找我這么老老實實的人?

2009年，我用賣唱的積蓄23831元，回中江縣為自己買了社保。起初每月領350元，后來逐年增加，現在每個月能領2200元。這筆錢，我交給徐蓉保管，一半付房租，一半存著給她買養老保險。

我每天過著有規律的生活，刮風下雨，也不休息。一天最多能有一百多元收入。我想再拉十年琴，替徐蓉把保費交完。這樣我走后，她也有一筆固定收入。

1952年我第一次來成都趕考，那時人口才45萬。到今天，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都人很包容，好心人很多。附近執勤的交警會給我買吃的，在商場上班的年輕人也照顧我，給我買這買那。

做我這一行，難免和城管打交道。很久以前，有個城管曾把摩托車擋在我的攤位前。我和他爭執起來，一氣之下還把摩托車推倒了。沒想到，他沒說什么，扶起車子就離開了。我想，還是要考個證，光明正大地賣唱，也不為難別人。

2000年9月，我考取了個人的《營業演出許可證》，還給自己取了個藝名：“劉無量”。

那年我已經67歲，我仍期望自己前途無量，奮斗的激情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