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威登、阿里巴巴、騰訊、戴森、中國黃金……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國際國內知名企業以訴訟當事人的身份，出現在杭州知識產權法庭上。

自2017年9月8日正式掛牌以來，50人的知產審判團隊先后審理了涉高科技濾膜、芯片、3D照相機、靶向藥等高新技術案件，其中僅標的額在1000萬元以上的案件就有207起。這支平均年齡37歲的團隊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先進集體”等榮譽。而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2021年中國法院10大知識產權案件、50件典型知識產權案例中，杭州知識產權法庭有3案入選。

在今年3月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的工作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杭州知識產權法庭成為全國知識產權爭端解決的優選地。”這個成立僅4年多的法庭，緣何會受知名企業的“青睞”?成為知產保護定紛止爭的“優選地”?第22個世界知識產權日前夕，杭州知識產權法庭用數據展示了解密之鑰。

關鍵詞：高效

平均審理周期6個月，遠勝美、日、歐盟

效率與公信力讓當事人作出“奇怪的選擇”

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每天有超過30個新發明在杭州誕生。對這句話最有感觸的，莫過于身處審判一線的法官們。其中，杭州知識產權法庭審結的案件幾乎覆蓋了專利、商標、不正當競爭等所有知識產權領域。

運行4年多來，杭州知識產權法庭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15766件，較成立前同期增長146.5%，其中一審案件13236件，占比83.95%;二審案件2465件，占比15.64%。審結案件15192件，同比上升127.97%，一審服判息訴率92.38%。

杭州知識產權法庭庭長李奕介紹，近年來，法庭審理的專利糾紛案件增長迅猛、占收案總數的77.78%，占全省同類案件的三分之二;發明、技術秘密、計算機軟件等專業性較強的技術類案件標的額不斷攀升，數量也明顯增多。同時，涉及知名品牌保護、互聯網新技術、新型商業模式的復雜案件也不斷增多。

有一個訴訟現象引起了法官們的注意：在許多涉網絡交易的案件中，原告當事人在起訴時將在杭的電商平臺也列為被告之一?？傻桨讣徖頃r，原告當事人又紛紛選擇撤銷對電商平臺的訴訟，僅起訴與其實質發生糾紛的一方。

對于這一“怪象”，李奕解讀出的是當事人對于杭州知識產權法庭司法公信力等多方面的信賴。“很多當事人本意并非針對在杭電商平臺，但如果將電商平臺列為被告之一，依據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案件就可以在電商平臺住所地杭州起訴了。”李奕說，正是基于這一目的，以網絡平臺為管轄連接點的涉外埠案件數量一度陡增。

另一方面，與一般民商事案件不同，知識產權案件由于專業性極強，審理周期普遍較長。《中國審判》201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顯示，日本知識產權案件平均審理周期為11.6個月，歐盟主要國家為18個月，美國的專利案件僅審理前期準備就需要29個月。在杭州知識產權法庭，平均審理周期僅需6個月。“去年，我們一共審理了3086件案件，平均每位法官要審理205件。有些復雜的案件，光卷宗就有好幾推車，要找到其中的關鍵點，無異于大海撈針。”李奕說，有效消化日益復雜的案件，進一步縮短審理周期，提高審判質量，實現從“大海撈針”到“有的放矢”，“我們將繼續尋求最優解。”

關鍵詞：專業

跨時空調解“一次不用跑”，最短用時1天

技術調查官成為“技術密碼”的破譯者

2020年6月30日，中國(杭州)知識產權·國際商事調解云平臺正式上線運行，通過提供案件預判、信息共享、資源融合和數據分析等一體化功能，實現跨時空的知識產權類、國際商事類糾紛調解“一次不用跑”。

截至2022年3月底，已接收調解案件15000余件，涉案金額超過20億元人民幣，案件涉及美國、英國、韓國、澳大利亞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調解完結12000余件，調解成功4000余件，履行率達99%，個案調解最短用時1天。

“其實，即便是像知識產權這樣極具專業性的案件，訴訟也非解決矛盾糾紛的唯一渠道。調解，有時可以更高效且低成本地實現維權，平和化解矛盾。”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盛峰說，通過吸納多元化、專業性的社會力量參與調解，直接實現了知產糾紛訴前調解的社會化與專業化，也讓法官們從繁瑣的訴累中脫身，將有限的司法資源投入到復雜案件的審判中。

何謂“專業化”?杭州知識產權法庭的庭審，有時的“座次”會特別一點——除了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書記員、原被告外，還有一個專門留給技術調查官的位置。

比如，在一起兒童安全椅的專利權糾紛案庭審中，一個被拆解的兒童安全座椅擺在了法庭中央。在控辯雙方針鋒相對的舉證質證后，法官宣布，接下來的庭審環節由技術調查官姜妍主持。

這是一款可以實現360度旋轉的轉椅，原告主張涉案專利6項權利中的3項。經過對實物的研究，技術調查官姜妍認為，是否構成相同或等同侵權，關鍵在于同軸固定連接的技術特征和實現轉動的操作方式。而被告辯稱，自家產品的下轉盤是無軸的，而原告的專利權利要求中則寫明了“同軸固定連接”，可以理解為有軸，因此自己不構成侵權。

庭審前，姜妍查閱了200余篇兒童安全座椅領域的專利文獻，認定專利要求中所用的“同軸”并非要求必然具有軸。此外，在操作方式上，姜妍認為，兩款產品的技術手段基本相同，也實現了基本相同的功能。據此，法官認為被訴侵權技術方案落入涉案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也就是說，被告侵權成立。

近年來，像這樣的專利技術類案件，杭州知產法庭每年要受理2660件左右。技術問題的判斷，不僅直接關系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還可能決定判決結果。為此，2019年5月開始，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陸續向社會公開招聘了4名技術調查官，并面向在杭高校、科研機構聘任了31名專家教授擔任兼職技術調查官，專業涵蓋計算機、機械、醫藥、電學等多個領域。

以法庭審理的6件涉肝靶向藥物發明專利權屬糾紛系列案為例，如果走司法鑒定程序，單一案件就需耗費3至6個月，而擔任兼職技術調查官的浙江大學特聘教授何俏軍參加案件調查后，僅耗時4個月便查明了6件案件的全部事實。

兩年來，作為知識產權案件“技術密碼”的破譯者，技術調查官共參與了1403件技術類案件的事實查明工作，出具書面技術調查意見456份，參與調查取證、保全勘驗86次。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由技術調查官出庭的案件，無一件因技術事實查明問題被上級法院發回改判。

關鍵詞：審慎

“摸著石頭過河”，杜絕因瑕疵影響當事人一生

創新救濟模式讓企業不再“贏了官司，輸了市場”

“贏了官司，輸了市場。” 這是遇到知識產權糾紛時，大多數企業最怕碰上的境遇。

當下，網絡游戲的經濟效益非?？捎^。作為某大型網頁游戲的著作權人，浙江游戲企業A公司意外發現一款與自家產品很像的游戲出現在手機端上。雖經“換皮”重新包裝，游戲名字也不同，但該款手游的很多內容都復制自A公司的大型網頁游戲。為此，A公司聯合發行運營公司將蘇州某游戲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其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3000萬元。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知識產權的侵權類型不斷增多。本案中，原告的游戲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被告游戲與原告游戲是否近似，如果侵權成立，每拖延一天，原告的損失又要怎么計算，這都是問題。”承辦法官認為，這起侵權案涉及法律漏洞填補、經濟學計算等多方面問題，慢慢審查顯然是不合適的。

在迅速對侵權認定部分進行審查后，杭州知識產權法庭作出先行判決，判令被告公司立即停止侵權。同時，考慮到一審判決暫未發生法律效力，為了及時制止被告侵權，法庭同步作出臨時禁令，責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權，該禁令立即生效。

解決定性問題后，法官對本案定量部分進行審理，發出了超過10道調查令調取侵權游戲的流水數據，并作出書證提交命令，裁定責令被告自行提供流水等收入數據。被告公司自行提交的數據顯示，在法院認定的侵權期間，其運營的游戲總流水金額達9300萬余元，扣除渠道分成等部分，金額達4700萬余元。以該金額為依據，綜合考慮被告公司開發運營手機端游戲所支出的授權成本、推廣成本、人工成本、維護成本等因素，杭州知識產權法庭作出賠償判決。因先行判決生效后，被告公司還在持續運營涉案手游，法庭還同時作出罰款100萬元的決定。

“訴訟救濟具有滯后性，‘先行判決+臨時禁令’的救濟模式可以有效改善這一狀況。正如本案，我們作出讓被告停止侵權的先行判決，同時搭配臨時禁令措施，最大程度上減少了原告的損失。”談起這件全國首例“先行判決+臨時禁令”案，承辦法官記憶猶新。

“司法往往滯后于社會生活，有時候我們必須慎之又慎地‘摸著石頭過河’。”李奕說，“對很多當事人來說，一輩子也就打這么一次官司，我們一個細節沒做好，也許就影響了他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