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索菲亞大教堂

2020年7月10日，在沒有與國際社會協商，也沒有經過國內充分商討的前提下，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突然通過了一項決議，并由總統埃爾多安向外宣布—目前作為博物館的伊斯坦布爾圣索菲亞大教堂，將在7月24日以清真寺的形式重新開放，并將其管理權移交給土耳其宗教事務國家委員會。

土耳其的這一“突然行動”，無疑是在西方世界(特別是基督教世界)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也在隨后引發了來自歐美各界廣泛的抗議與反對。

美國國務卿強烈呼吁土耳其保持教堂作為博物館的地位，并對土耳其的行為感到“失望”

自公元537年在君士坦丁堡(1930年由土耳其正式更名為伊斯坦布爾)落成后，千余年的歲月中，圣索菲亞大教堂在某種程度上一直象征著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的沖突，它作為東正教圣地落成，在東羅馬人(拜占庭人)對抗穆斯林的戰爭中成為重要的精神支柱。其后終被奧斯曼人征服，并被改為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教對基督教文明征服的象征。

可以說直到在1934土耳其世俗化改革中被確定為博物館，圣索菲亞大教堂一直與宗教緊密相聯，也正是如此，它的每一次轉變都意味著世界政治宗教格局的大變化，自然也會牽動數以億計的各方教徒注意。

土耳其總統簽署的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的法令

但在今天，宗教已然不是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圣索菲亞大教堂也已經有近六個世紀不在歐洲人的控制之下，為何土耳其這一突然的舉動，會招致同樣迅速而又廣泛的反對呢?

希臘方面認為土耳其的舉動是“對人類文明的挑戰”(圖為希臘總統在社交媒體的聲明)

一、世界渴望之城的明珠

一個偉大的建筑往往需要一座同樣偉大的城市與之相匹配，幸運的是，君士坦丁堡就是這樣一座偉大的城市。

公元324年，面對羅馬城已經無法對帝國全境實行有效控制的現實，羅馬帝國的皇帝君士坦丁決定在帝國的東部重新營造一座新都城，新都的選址，則定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側、原希臘人的殖民城市—拜占庭。

拜占庭地理位置—扼守兩海，歐亞要沖

經過六年傾國之力的精心營建，君士坦丁眼中的“新羅馬”終于落成。跟隨著帝國從羅馬遷居而來的貴族帶來了大量的人口和財富，使這座新都從建立之初就有著不輸羅馬的繁華。

在其后的百年間，這座城市更是憑借著極佳的地理條件和帝國東部穩定的局勢快速發展，并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接替了羅馬在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地位，人們也更習慣以它的創建者的名字來稱呼它，即君士坦丁堡，而在這座被譽為“世界渴望之城”的偉大城市中，最為耀眼的，無疑是那座圣索菲亞大教堂。

公元532年2月23日，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下令重建在1月份被反對皇帝的民眾焚毀的圣索菲亞大教堂。至537年底新教堂落成后，便未再遭破壞、一直存留至今，即是今天世人所熟知的圣索菲亞大教堂。

今天的圣索菲亞大教堂

大教堂的建立離不開物質的客觀條件和人的主觀意愿兩方面的共同推動。一方面，當查士丁尼于527年繼位的時候，東羅馬帝國經過數代君主一百多年的韜光養晦，已然積攢了大量的財富，社會安定、國庫充盈。

西羅馬帝國滅亡后，從動蕩的西部逃亡而來的大批學者和工匠也使得東帝國保留了羅馬帝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尤其是在數學、幾何學和物理學的研究上，并沒有受到帝國滅亡的過多影響。這些都為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

帝國西部受到蠻族沖擊的影響遠比東部嚴重

另一方面的主觀條件則是皇帝查士丁尼本人。或許在開始建造教堂的532年人們看的還不夠明白，但查士丁尼之后對淪陷的羅馬故土發動的大規模的征伐，則清楚表明，這是一個雄才大略，有時還會有些好大喜功的君主。

在皇帝本人的極力推動之下，或是為標榜自身功績，或是為彰顯帝國實力，或者僅是出于對建筑藝術的終極追求，圣索菲亞大教堂的重建工作被提上了日程。

查士丁尼時代對帝國西部發動大規模的再征服

這位大膽的皇帝雇傭了兩位同樣大膽的人——幾何學家和數學家安提莫斯以及物理學家伊西多爾來主持教堂的設計工作。在皇帝的極力支持和帝國雄厚實力的支持之下，雖不是專業建筑師出身，但兩位設計者卻因此可以不受當時范式的限制、自由發揮自己的才華。

從一開始，大教堂的設計便以世界之最為目標，兩人以那個時代最高的數理水平，用數學、幾何和物理的方法設計了整個教堂，創造了帆拱這一新的支撐結構以支撐起教堂那宏偉的穹頂;同時以這個穹頂為核心，他們創造了一種全新的集中式的平面布局模式。

這一布局方式也在日后成為了拜占庭式建筑的一大標志，對日后東歐、伊斯蘭建筑形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他們在數理方面的極高造詣則使得圣索菲亞大教堂可以一舉超越時代的限制，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建筑，直到9個世紀以后的塞維利亞主教座堂才將其超越，堪稱“改變了建筑史”的拜占庭式建筑典范。

而皇帝陛下則在教堂的裝飾上展現了他的毫不吝嗇。來自帝國各地最優質的石料被運送至君士坦丁堡，甚至一些希臘時代的建筑也被拆解為材料，只是用于裝飾的黃金便用了近16噸，更遑論大量精美的馬賽克畫、器物、藝術品和供奉的諸多基督教圣物。

整個教堂在六年的建造過程中花費相當于當時帝國近60年的財政收入，以至查士丁尼本人踏入剛建成的教堂時也不禁嘆道：所羅門王，我超越你了啊!(所羅門王為猶太教第一座宗教圣殿的建設者)。

東羅馬Solidus金幣，查士丁尼初期一年的財政收入約為500萬Solidus，而圣索菲亞大教堂合計耗資約3億Solidus

二、耶穌的另一個化身

若只看圣索菲亞大教堂在建筑史上的地位，似乎還不足以引發全世界的廣泛關注，而教堂與宗教間的緊密聯系，則讓它可以在數以億計的教徒心中留有重要的神圣地位。

在基督教傳播之初，逐漸由家庭為單位圍繞著城市形成了早期的教區，每個教區中又有識字的人負責對信徒們講解圣經、召集聚會，繼而成為一個教區的負責人，最后演變成主教，成為所在教區的宗教領袖。

最初，各教區的主教之間是平等的，并無上下之分。但當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為合法宗教后，皇帝出于借助基督教加強統治的目的開始將基督教與政權相結合，因此位于首都羅馬的羅馬主教的地位，也在無形中得到了提高，地位漸漸凌駕于其他主教之上，即成了“教宗”。

象征著教宗“訓誨、圣化、治理”三項無上權威的三重冕

與之相同，當君士坦丁遷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當地主教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在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中則正式宣布君士坦丁堡牧首具有僅次于羅馬主教的地位，而在451年的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中，君士坦丁堡牧首更是被授予與羅馬主教并列的“教宗”地位。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以羅馬主教為首的西方教會和以君士坦丁堡牧首為首的東方教會在神學禮儀、教義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加之羅馬帝國的分裂使得雙方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也產生了割裂，基督教已經在事實上產生了兩個相互獨立的教派——羅馬教宗為領袖的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為領袖的東正教。

現任教皇佛朗西斯一世及東正教普世牧首巴爾多祿茂一世

自然，當君士坦丁堡牧首取得如此神圣的地位之后，作為牧首駐地的圣索菲亞大教堂也有了崇高的地位。從圣索菲亞大教堂落成到東羅馬帝國滅亡的1453年，916年的時間里，除了1204-1261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占領，其余時間圣索菲亞大教堂一直作為普世牧首的駐地，被視為東正教最高權威的象征——若羅馬教宗被視為耶穌的世間的化身，那普世牧首則是耶穌的另一個化身，圣索菲亞大教堂也就是耶穌在人世間停駐的地方。

圣索菲亞大教堂壁畫—圣母懷抱耶穌

也正是如此，即便奧斯曼人一貫采取宗教寬容的政策，保護境內非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卻也無法容忍基督教的圣索菲亞大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繼續存在。

奧斯曼人定都于此，遷移大量穆斯林到君士坦丁堡居住，再將大教堂改為清真寺、在四周加上伊斯蘭風格的拜樓。原來的基督教圣城君士坦丁堡變成了一座近乎完全的伊斯蘭城市，這樣的轉變相比于直接的摧毀，更能彰顯出伊斯蘭文明對基督教文明的征服和替代。但這也在歐洲基督徒心中留下了一道永恒的傷疤，顯然基督徒們并不想永遠帶著這道傷疤生活下去。

教堂內的伊斯蘭書法及教堂四周加建的伊斯蘭教拜樓標志著圣索菲亞大教堂曾經的伊斯蘭化

隨著奧斯曼帝國滅亡了東羅馬帝國，普世牧首被迫遷出大教堂，東正教的重心轉移到莫斯科，對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執念也轉移到了斯拉夫人身上。圣索菲亞大教堂在東正教中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各地的東正教徒也依然遵奉普世牧首為他們的宗教領袖。

甚至在18世紀的俄國，還出現了宣揚“俄羅斯帝國是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鼓吹從奧斯曼手里收復“舊都”君士坦丁堡的“帝國轉移”理論。信念如此，俄羅斯外交官員會說出“土耳其的行為會讓世界局勢更為惡化”，也就不奇怪了。

三、世俗化

時間撥動到19世紀末，奧斯曼帝國已然不是那個橫掃歐亞的強大帝國，而那自詡為“東羅馬帝國繼承者”的俄羅斯帝國也找上門來，多次在戰爭中擊敗奧斯曼，只是因為英法等其他列強的干涉，才沒能完成收復君士坦丁堡的愿望。

▲俄軍在第十次俄土戰爭中曾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

此時的奧斯曼在原有的體制之下，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已經遠遠落后于建立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英法，甚至不如同樣沒有完成現代化的奧地利和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也在列強的蠶食中不斷喪失，境內復雜的民族環境似乎隨時都能將帝國炸得四分五裂。

面對積貧積弱的帝國，在愛國人士的推動下奧斯曼政府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為主要的坦志麥特改革涉及了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多個方面，甚至于建立起了君主立憲政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奧斯曼的現代化，但并沒能改變奧斯曼繼續衰弱的趨勢。

19世紀中后期奧斯曼不斷喪失領土

坦志麥特改革沒有起到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沒有觸及到奧斯曼的核心問題，即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政教合一體制。在中世紀，宗教可以很好彌補國家行政能力的不足，但隨著國家行政能力的發展，宗教固有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就會開始阻礙國家的發展。

奧斯曼帝國正是如此，在擴張征服階段，伊斯蘭教可以很好團結各方力量，但到了治理階段，政教合一的弊端便隨著時代發展不斷顯露出來—一切與教義相違背的近代化措施都無法開展，伊斯蘭教也無法得到民族主義興起后非穆斯林民族的認同，以宗教教義和教法為主的教育、司法體系也無法適應近代社會的發展需要。

相比之下，歐洲通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擺脫了宗教的影響而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依然固守伊斯蘭教法的奧斯曼，則在這一根本的桎梏下使得奧斯曼進一步滑向深淵——境內其他民族紛紛獨立，帝國也在一戰中戰敗，領土被戰勝國肢解，土耳其民族已然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也在這時，一名日后改變了土耳其命運的人，認清了土耳其真正的問題所在。

▲被尊為土耳其國父的凱末爾

1923年7月，因在一戰中多次率軍擊敗協約國軍隊而被人們熟知的土耳其軍官，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土耳其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下，擊敗了企圖在戰后趁機侵占土耳其領土的協約國干涉軍(主要為希望收復君士坦丁堡、建立“大希臘”的希臘軍隊，英法因戰后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并未直接參戰)，并與協約國方面簽訂了代替《色佛爾條約》的《洛桑條約》，凱末爾所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被承認為合法政權，協約國也放棄了在《色佛爾條約》中的許多要求。

▲若《色佛爾條約》被執行，土耳其人恐怕會成為現在另外一個庫爾德人

同年十月，憑借著在戰爭中積攢的威望，凱末爾成功當選了共和國首任總統，并隨后開展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力求根除以伊斯蘭教義為主體的意識形態。

凱末爾首先在1924年正式廢除了奧斯曼蘇丹及哈里發這兩個伊斯蘭教頭銜，并頒布了基于世俗法律制定的《1924憲法》，但若要清除伊斯蘭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則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末代蘇丹離開伊斯坦布爾

接著，包括更正服飾、規范語言、規范宗教行為等改革措施也在土耳其各地展開，而既是出于世俗化改革的需要，也是為了引進西方思想，更是為了爭取歐美支持、緩和緊張的雙邊關系，凱末爾于1934年停止了在圣索菲亞大教堂進行伊斯蘭教活動，并開始修復教堂內拜占庭時代留下的壁畫和雕塑，最終教堂也于1935年，以博物館的身份重新向全世界開放。

可以說因為圣索菲亞大教堂在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位，奧斯曼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也不僅是簡單的“回收利用”，而也標志著伊斯蘭教對其他宗教的征服。

凱末爾將其變為博物館，也不僅是出于保護歷史建筑的需要，更是對徹底拋棄伊斯蘭教傳統而全面西化的決心的展示。在凱末爾去世后，土耳其一直以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直到今天。

▲象征凱末爾共和、民族、平民、國家、改革、世俗六大主義的六矢旗幟

四、背離

世界總在輪轉，凱末爾留下了一個世俗的土耳其，和一支用以保衛世俗化成果的軍隊(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的5次軍事政變或多或少都有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斗爭的影子)，但到了近年，這個還算平穩運行了90年的體系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其實原因無他，但現行體系遇到問題的時候人們自然會去追求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如此，近些年伊斯蘭主義的重新抬頭也是如此。2002年，深陷經濟危機中的土耳其迎來了新世紀的第一次大選。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曾因公開朗誦具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詩歌被捕入獄的前伊斯坦布爾市長埃爾多安一舉贏下大選，當選土耳其總理。但也并不意外，當年土耳其經濟的不景氣使得世俗派的領導人們逐漸失去民心，而最終具有一定伊斯蘭主義傾向的埃爾多安成功上臺。

▲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土耳其民眾的政治傾向大致可分為三部分，世俗派，伊斯蘭主義者，和數量最多的、對世俗化或伊斯蘭化都可以接受的中間派。而埃爾多安正是以伊斯蘭主義者為基本盤，再憑借著任期內土耳其經濟的強勢表現獲取了大部分中間派的支持，兩次連任總理并在2014年當選土耳其總統。

在近年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大背景下，或是為了獲取更多伊斯蘭主義者的支持，土耳其在近年表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反世俗特征——大規模興建清真寺，資助奉行伊斯蘭主義的敘利亞反政府武裝，刪除課本上進化論的內容，以至于一些歐美媒體甚至將他稱為“新時代的蘇丹”。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因此在土耳其國內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的做法獲得了土耳其國內的廣泛支持和贊揚，并認為這是土耳其的內政，也是伊斯蘭教的內政，也有利于擴大土耳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

但因為這座教堂在歷史上的敏感地位和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歐美各國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并不希望改變當前的現狀，希望大教堂能繼續以博物館的形式被保護下去;在基督教宗教界，兩大宗教從7世紀開始的上千年的對抗讓他們難免會擔心，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引發一輪新的伊斯蘭主義復興浪潮。

▲在圣索菲亞大教堂外揮舞國旗的土耳其民眾

宗教給了圣索菲亞大教堂無上的地位，但也讓它一直處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博弈的漩渦中心。不知何時，這座歷經千年風雨的建筑，才能擺脫這些千年前留下的羈絆，而將它最純粹的藝術展現于世間。(長期作者|晚曙 長安大學城鄉規劃專業在讀責任編輯|Thomas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生|環球情報員主編)